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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必苛责柳传志,中国创新落后源自研发投结构扭曲
2018-05-18 16:26  未知 我要评论

来源:荣大一姐 

  昨天,柳传志在联想内部讲话,回应关于3GPP投票事件,像是发了一篇大字报:回忆创业时艰,白手起家,在外敌环伺的时候,扛起民族工业大旗,强调联想投票顾大局、识大体,牺牲自我,支持了华为,连任正非都感激联想,舆论想把“卖国的帽子扣在联想身上”,绝对不能接受。

  联想和华为从来都是被放在一起比较的企业,联想的“贸工技” 和华为“技工贸”代表了中国科技企业在发展的两条典型路线。

  近年来,联想发展停滞,转型失败,手机等新业务毫无亮点可言,死死地抓着萎缩的 PC 业务不放,市值蒸发60%,被踢出恒生指数,舆论怒其不争,指责杨元庆 

  “用榔头都敲不醒”。

  华为则是另一番光景,平均每年10-15%研发投入,2017年,投入879亿,全球仅次于亚马逊和谷歌。高投入带来了高回报,销售6000多亿,手机全球份额10%, 国内第一,24%,任正非作为典型,2016年被请入国家科技创新大会作报告。

  市场变幻莫测,两条路本是企业家基于自身条件,因时因地,做出的选择与判断,结果不可预料,只有企业家自担风险。若是成了,自然是鲜花和掌声;若是败了,也只能自尝苦果。

  但是,中美贸易风云变幻,中兴的芯片事件让国人突然意识到创新能力短板。经济问题被泛政治化和道德化解读。此时,两年前的3GPP投票事件被人挖出, 一时间,舆论沸腾,联想的“贸工技”模式不仅被解读为“买办”模式,投票反对华为更被解读为卖国。

  中国创新落后的锅,不完全要由企业来背。

  一般来说,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和研发强度相关,即 R&D,也就是所谓的研发投入经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之比。OECD 等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在科技研发的投入分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,R&D 强度从0到1%,这个阶段较为缓慢;第二个阶段,从1%到2%较快,被称为科技起飞;第三个阶段,R&D强度是进本稳定到2%~3%。

  其中,第二个阶段较为关键,被称之为科技起飞阶段,R&D 强度在2%基本可以称之为创新型国家。各个主要创新型国家跨越这个时间不尽相同,基本是在10年左右,日本最长19年,韩国最短5年。中国并不算慢,1997年研发强度为0.56%,开始起飞,2002年达到1%,进入第二阶段,2013年,R&D 强度为2%,11年完成科技起飞阶段。

  但是,从结构主体来看,中国的研发投入主体极不正常。一般来讲,在经济发展的早期,都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科研投入,然后再是政府和企业并行,最后企业占主导。

  以美国为例,1950年, 美国R&D强度达 1.0%,此后20年,投入比例一直超过50%, R&D经费来源主体,1981-1990年,虽然企业开始超过政府投资,但是差距并不大,处于并行状态。其他OECD创新型国家,也基本保持此类情况。

  但是,从1997年开始,企业的研发投入就是超过政府投入。这只能解释为政府在研发投入上严重滞后。以2004年为例,政府投资只有26.6%,到2006年,居然还降到24.7%。

  研发投资主体畸形后果是严重的。研发一共分为三类,基础研发,应用研发和实验发展研究。基础研究是一种理论性和实验性的研究;应用研究是为了获取特定知识进行的研究;试验发展研究是利用知识生产产品所做的研究。 

  由于中国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,只能盈利为导向,所以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上的不足。 2000-2010年为例,中国基础研究占比为4.6-5.7%,应用研究为11-20%,试验发展为74-84%, 而美国三项为17%~19%、17%~22 、60%~63%。

 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上,美国的百分比是中国的3-4倍,而基础研究是的科学研发的重头戏,但是由于不能直接获利,所以投资主体应当是主要是政府,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缺位,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直不大。

  中国官产学研发支出还有一个特点,本应在基础研发中做为主体的高校的存在感较弱。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,在主要经济体中,只有中国和俄国,政府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是超过高校的,更要命的是,高校中基础研究的比例还是偏低。2012年,中国高校 R&D 研发支出在基础研究上竟然只有35.3%,而美国高校一直在70%以上。

  中国创新能力不足,并不是企业的问题,而是研发投结构扭曲的结果,其本质是政府在基础性研究生投资的缺位所导致的。

  一味的苛责中国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是无意义的,华为能够凭借研发和创新,脱颖而出当然是好事,但强行以爱国之名干涉企业家决策,恐怕只能徒增经营风险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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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陈华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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